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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造价和改造成本的问题。简单些说,如果对现有基建设施的改造成本远高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,即成本高于收益,那么就不应该做改造。举个例子,某市的排涝和下水道系统应对的是十年一遇(10%,100年10次)的极端天气,升级成应对百年一遇(1%,100年1次),要消耗90亿人民币。在损失不变的情况下,一百年内,如果每次内涝损失大于10亿元时,政府和社会才有改造基建的必要。
当然了,这不包括各种更复杂的情况,诸如西安、开封、太原这种历史古城,随便一铁锹下去就能刨出百八十个国家一级文物,有的还是重写教科书的那种考古发现。工期延误一个月是小,有的文物毁掉了,失传就是失传,这个成本怎么算?而在某些山体滑坡高发地区,人命是无价的,怎么样找到其中的平衡点,是对政府管理部门的挑战。
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,利率和物价的波动,政策的变动,大规模基建投资对经济带来的正负波动,刨坑挖路的经济损失,更大规模下水道的后期维护,损失的不确定性等等,这些还都还没有算进去。直接搞新的下水道,和某些国家的一样宽?这么大投入下去,又会有人跳出来说浪费,然后上网搞民粹,造谣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不当钱。试问谁会做出这样的决策?
其次是下水道的定位。网传德国下水道“井盖碎大石,下面能走马”简直一派胡言。德国人杀我同胞、强占青岛的事不提了,青岛市区的排水系统总长3000公里,其中“德国造”所占比例不到3%,现在很多地方陈旧老化,该堵的地方还是会堵。除了地形、气候的因素,1949年后的建设和维护才是青岛不涝的最大功劳,所谓的“青岛奇迹”和德国人没啥关系。况且德国人也不傻,当年修那么宽的下水道不少是用来做地下工事、隐蔽和兵力转移的。
和英国人不一样,人家有世界最大的海军力量,商业港口养得肥、保得住,青岛作为德国东亚分舰队的母港和远东唯一的战略要塞,军事意义明显大于经济价值,否则花那么多钱养肥了一个商业港,最后送给日本人或者俄国人?那个“下水道”是军事要塞的地下工事,能走人是为了掩护步兵的安全转移,顺带兼有下水道的功能,属于典型的“民”产品。德国造是质量好,人家是防炮击的,现在有人敢炮击青岛吗?所以既然没有类似上世纪60年代的国防压力,那么现在的下水道就没必要修那么浮夸。
最后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了。几十年前,谁能料到祖国的发展如此迅速?当时不懂,搞出国考察,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。结果一借鉴就察觉缺陷了,人家百万级人口的城市发展了三五百年,很多基建既有历史的沉淀,可通过原有的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,又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,人口变化不大。举几个例子,巴黎220万人,伦敦854万,布鲁塞尔114万,马德里327万,罗马275万,柏林350万,其他大城市诸如慕尼黑139万,科隆102万,马赛85万人,里昂48万,波尔图24万。且不说北京的2152万和上海的2426万人,我大太原都有430万人,这些欧洲国家简直弱鸡。
和欧洲那种渐进式的城市化完全不同,我国除了基建薄弱、人口众多的情况外,城市人口的增长还特别迅猛。如果某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7%,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口总量十年就能翻一倍。原先预计5年工期,能供给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使用,万万没想到,修好后已经是两百万人了,再改造时又发现投入远大于收益,只能暂时如此,或者是进行局部的改造,减小对城市交通的影响,但还是远远赶上不城市发展的速度。
所幸中国政府态度很端正,重视基建工作。“发展中国家”的意思就是“国家正在发展”,要以发展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事务,做出决策,处理问题。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,人家几百年搞好的基建,我们想几十年就完成,这是魄力,但也有风险,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,也需要清醒的认识。
反观欧洲的一些国家,犯着人类历史不断重复的老毛病,优越上升为自信,自信转变为自满。明明在基建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,还假装视而不见,真的看到其他几个国家做得比自己好了,又开始酸得不可救药。
德国的下水道堵了,我们也不该幸灾乐祸,应该反思如何打开心里的那个结。中国现阶段处于历史发展的转折上,激烈的城市化进程首先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承认存在着差距与不足,但这不意味着要妄自菲薄,而应该是端正态度,立足国情,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去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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